王定毅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

摘要：贾拓夫是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唯一一名来自陕北红军的同志，这一特殊身份使其在决定红军落脚点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建言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圆满完成作为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络员的使命，并协助中央及时、正确处理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为中央将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是发展合力互相作用的结果，总是呈现着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高度统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向西转移，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关于具体去向，先后几次变更，但最终选择了陕甘地区。历史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这个选择中，伟大领袖和平凡干部都做出自己的贡献，贾拓夫就是以平凡干部身份在这次伟大选择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的一位。

一、特殊的身份：红军落脚陕北建议得以采纳

贾拓夫，1912年l1月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一个贫民家庭。早期在陕北跟随刘志丹等从事革命工作，由于陕西省委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身为秘书长的贾拓夫决定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进驻苏区，贾拓夫也因此来到了这里，后随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俄界召开 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决裂，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会议指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修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1]。

俄界会议确定了前进的方向，但具体路线和归宿地并没有明确。8天后的9月20日，毛泽东等率领的主力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但下一步具体如何行军，中央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路线图。研究长征的美国著名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得很透彻：“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日本。但这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2]

历史的偶然在这里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了。长征的最终目的地，因为一张报纸和一个人最终确定下来了。这张报纸就是国民党的《晋阳日报》，这个人就是来自陕北的贾拓夫。根据《贾拓夫传》的记载，1935年9月23日，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面有消息写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聂荣臻意识到此信息的重要性，立即将此报专送司令部。因为此时的红军中，只有贾拓夫是来自陕北，最熟悉当地情况。叶剑英见到报纸后，立即找到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曾是黄埔军校学员）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我们到他那里去，你看怎么样？”贾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3]。

贾拓夫以言简意赅的方式，阐释了陕北作为落脚点的各种优势。我们来分析下一下他向叶剑英汇报的几句话，贾拓夫首先鲜明地抛出结论：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为什么呢？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群众生活很苦”，说明具有进行革命的牢固阶级基础。第二，“迫切要求革命”，说明当地群众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便于组织领导。第三，“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一方面说明了这里的反动统治相对比较薄弱，另一方面也表明陕北活动空间巨大，有充分的战略机动空间。这对当时处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红军来说尤为重要，贾拓夫的三方面论据充分地支撑了他的结论。

陕北之所以能够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唯一仅存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正是重要因素。陕北革命根据地地势险要，交通不便。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城市较远，统治力量薄弱，而且中共早就在渭北、陕甘边和陕北等地建立了基层组织，党员几乎遍及根据地的各个县、乡，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听了贾拓夫的汇报后，叶剑英把报纸拿给彭德怀，彭德怀看完后，拿着报纸找到毛泽东。彭德怀回来说：“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3] 这说明中央高层内部初步达成共识—— 决定去陕北，但这并不能表明中央已经决定去陕北，因为长征途径由中央红军动议去的地方已经不止一处，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下，这只是一种选择，所以彭德怀用的词语是“初步”。

但贾拓夫向毛泽东的汇报，使中共中央坚定了这一次的选择，并成为最终的选择。在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汇报中，不知是否对贾拓夫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但贾拓夫的特殊身份，使得毛泽东找到他来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对比两次汇报，我们发现，在贾拓夫给叶剑英的介绍中，贾拓夫主要从自然、社会等客观环境方面来汇报，但在给毛泽东的汇报中，贾拓夫则着重从主观方面介绍了共产党在当地的革命情况。

毛泽东听完后，异常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并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3]

可以推测，毛泽东对贾拓夫的汇报是满意的。一方面，贾拓夫的身份特殊，他是熟悉陕北情况的革命干部；另一方面，贾拓夫的主客观介绍，全面、辩证而又系统，使伟大领袖在做出这个决策时拥有了更多的可靠性论证。但这里仍然不能说中央已经最终决定去陕北，因为还没有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而且毛泽东的话语“到了陕北再说吧”也是一种不是很确定、很自信的语气，只能说中央红军去陕北的决策基本确定。很快，毛泽东就在领导干部中开始进行落脚陕北的宣传。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位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研究后，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1]

这里有一点疑问。根据《毛泽东年谱》，9月20日当天的记载是“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1]。这里并没有说明具体时间，但接着在同日举行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今后的行动方向是到陕北，可以推定发现报纸不会晚于9月20日。这一点在《彭德怀年谱》中也得到了佐证，“9月20日，出席陕甘支队于哈大辅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宣布到陕北去”。在《张闻天年谱》中，记载该事略有不同，是9月20日、21日发现报纸，获取陕北红军情况。遂在中央常委中商议争取落脚陕北，并于9月22日出席团以上干部会议 ^[5]。

由此可以判断，《贾拓夫传》关于报纸发现的时间界定为9月23日，应该予以否定。具体时间到底是哪一天，有待历史学家继续考证，但这并不妨碍历史的大局，也不妨碍落脚陕北的决策。经过反复认真思考，过了7天，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渭通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了15天前俄界会议所决定的路线方针，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议还决定尽量避免打仗，力戒减员，昼夜兼程，直奔陕北。因为最终去向明确，因此，“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 ^[2]。贾拓夫列席了会议，再次说明贾拓夫提供关于陕北红军信息在中央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会议确定的只是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但中央红军的特殊地位决定了陕北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地。会后，贾拓夫作为向导，跟随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身边，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概况，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参考。

对这一过程，习仲勋等老同志在《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一文中也给予了充分肯定，“长征途中，拓夫同志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6] 。

二、特殊的使命：红军落脚陕北战略得以稳固

想落脚是一回事，能不能顺利落脚是另一回事。这并不是一个无聊的假设，因为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军相遇的不愉快情景，才刚刚过去。

为了能使红军落脚陕北的决策得到圆满地贯彻，贾拓夫先后两次肩负了中央的重要使命。

第一次，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

为了尽快与陕北共产党和红军取得联系。中央派唯一熟悉陕北情况的贾拓夫，率一连人，带一部电台，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给他们送去联络电台。贾拓夫身负重任，日夜兼程，终于很快在甘泉下寺湾见到了属于陕北红军的红十五兵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贾拓夫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和中央的决定，程子华介绍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和红十五兵团的情况，郭洪涛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近期革命斗争及内部斗争情况。贾拓夫还交代了中央意见，交接了联络电台，立即赶回总部向中央复命。贾拓夫作为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联络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中央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后，行军方向进一步明确，中央决定分两路，一路直扑吴起镇，与红十五兵团会师，一路是中央机关和非战斗队，向瓦窑堡前进。10月中旬，途径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内心喜悦之情可见一斑 ^[1]。10月19日，红军到达吴起镇，看到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 。北上红军到达吴起镇，至此完成长征。

1935年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阐述了中央从沙窝会议、俄界会议到榜罗会议的决策过程，毛泽东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扩大苏区”[1] 。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第二次，参与调查刘志丹等被错误肃反的事件。

在与程子华和郭洪涛的下寺湾会见中，贾拓夫得知，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9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刘志丹、习仲勋等许多陕北红军的老同志、老领导都被错误关押起来，准备处死。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陕北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

贾拓夫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回到总部后，立即向中央汇报了陕北党内斗争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关押的情况。中央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虽然红军的落脚地确定在陕北，但是如果陕北根据地由于内部斗争，严重受损，中央在陕北根据地是无法站稳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解决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成为了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内部危机。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并立即派贾拓夫和王首道、刘向三一起，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制止错误肃反，听候中央处理。

关于此事，《毛泽东年谱》在11月3日的条目的记载是，下寺湾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1]。在此之前，并没有具体说明时间。《张闻天年谱》丰富了这一过程，据1935年10月底至11月初的条目记载。“抵达甘泉县下寺湾，与毛泽东、周恩来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同时听取了郭洪涛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当即与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带着无线电台先去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等候中央处理。这里给出的时间是10月底到11月初。《长征》一书中也有相关记载的是：“那个战斗的下午（1935年10月21日下午，作者注），毛会见了两位地方领导人，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立即叫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一个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二十六军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其同志们。” 这里记载的事件过程与《张闻天年谱》记载的过程是一致的，只是时间有出入。

虽然记载具体细节有出入，但可以肯定，贾拓夫向中央汇报陕北党内斗争的具体情况，对中央采取制止错误肃反的举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照金纪念馆一侧

宁教奎、龚亮军所作的《贾拓夫在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中的作用》一文认为，根据中央指示，贾拓夫等人率领一群人迅速赶到瓦窑堡，接管了边区保卫局，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等同志。其实当时贾拓夫等三人组成的调查组并没有释放刘志丹，他们只是调查清了事实，并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的报告，释放是中央到了之后的事情。毛泽东到瓦窑堡后，中央肯定了平反意见，立即释放了所有被错捕的同志。习仲勋等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也说得很清楚，“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审阅案卷，弄清真相，平反了这一重大的政治错案。毛主席到达瓦窑堡后，肯定了平反的意见，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志，恢复他们的领导工作”^[6] 。

这一正确、及时的处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作用。释放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9]。这也是中共中央能够长久驻扎于此的原因。贾拓夫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个人都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都对历史的形成发生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作为“分力”，融合在群体的作用和历史的“合力”之中。在长征途中，贾拓夫以其唯一一名来自陕北根据地的特殊身份，在谏言中央决策红军落脚陕北、联络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协助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使陕北成为红军落脚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校对/白雪）（原文刊载于《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3]周维仁．贾拓夫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

[4]王焰．彭德怀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9．

[5]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1900—1941）[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N]．人民日报.1980—04—30（3）．

[7]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67．

[8]宁教奎，龚亮军．贾拓夫在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中的作用[J]．湖南党史，1998（3）．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94．

远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英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