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摘要： 1933 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照金苏区工作。习仲勋到照金苏区后，加强了领导层中代表正确主张的力量。他在照金苏区积累的政权建设、革命武装建设经验，在此后创建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做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给根据地其他干部很大影响。此后，习仲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走到哪里，就把这种作风带到哪里。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一生最大的特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十几块根据地之一。它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其中照金苏区的创建是一个重要阶段。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对习仲勋与照金苏区的创建进行探讨，有助于进一步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深入研究。

一、照金苏区初创时的状况和习仲勋到照金的斗争经历

习仲勋是在1933年春被中共陕西省委调到照金苏区工作的，在他到照金之前，红二十六军已在照金地区进行了根据地的初创斗争。探讨习仲勋与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巩固，有必要先对照金苏区初创时期的状况做些分析。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共陕西省委2月15日关于筹备成立陕甘游击队的报告和3月21日关于陕甘游击队成立情况的报告，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指示“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并指示“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1] 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个决议还提出了在目前游击队行动的区域中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各种群众武装等任务。同年6月26日，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指示“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应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决议还要求“派遣最可靠的有能力的政治坚定的同志到红军苏维埃中去，开展党的工作” 。^[1]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8月25日通过《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议提出，为了反对国民党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必须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番号即用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第一团）” ^[2]。决议案要求在陕甘边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积极开展妇女和青年运动、建立回民工作、加强农民与灾民斗争的领导、在国民党军中进行士兵工作瓦解敌军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方面，但决议案受王明“左”的教条主义影响，把“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作为“陕西党目前最主要的危险”，认为“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可耻的上山逃跑主义”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要求对“右倾做坚决无情的斗争”^[2] 。1932年12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南下到达陕西省淳化县境内时，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其到宜君县休整待命，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到陕甘游击队，于20日召开会议，宣布省委将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并自任军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杜衡贯彻省委对“右倾做坚决无情的斗争”指示，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重）远等人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梢山路线”等等，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要将他们送到上海“受训”。杜衡还亲自下连队，要战士们谈“对老刘、老谢的看法”。由于刘志丹、谢子长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战士们对杜衡的活动十分反感。在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

下，杜衡才勉强同意把刘志丹、杨仲（重）远留下来，但谢子长、阎红彦必须调往上海中央局受训。^[3] 刘志丹留下后，杜衡不让他担任军事指挥职务，任团政治处处长一职。红二团的团长是由杜衡召开军人大会选举产生的，原为班长的王世泰当选为团长。

红二团成立后，确定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1932年12月27日，红二团攻占焦家坪，全歼反动民团60余人。之后，红二团进军香山寺一带，打土豪，组织农民分粮。在此基础上，红二团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群众武装赤卫军，开辟了香山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接着，红二团直入旬邑、淳化边界，歼灭了数处反动民团，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1933年1月中旬，红二团向西发展，帮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5支游击队，照金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刚刚取得了一些胜利，照金苏区初具规模，杜衡即头脑发热，不顾红二十六军实力有限，命令攻打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夏老么）民团，结果战斗失利。杜衡以参谋长郑毅作“替罪羊”，将郑撤职后降为连长使用。这时，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战士强烈要求刘志丹重新指挥部队，杜衡只得同意由刘志丹出任参谋长。

庙湾战斗把夏老么推向了坚决与红军为敌的一边，他纠集附近民团向根据地北部进犯，在香山一带屠杀了六七十名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2月，国民党当局调动骑兵团、警卫团、特务团向照金苏区进行“围剿”。夏老么民团也在北部与

国民党军紧密呼应。面对10倍之敌，刘志丹等主张红二团应避敌锋芒，跳出照金，到外线寻机作战，调动敌人撤离根据地。杜衡的意见是坚守根据地，打防御战。最后，杜衡固执己见，否定了刘志丹等人的正确意见，把部队拉到芋园，等待敌人来进攻。由于杜衡的错误决策，红二团在芋园陷入敌人包围，幸得渭北游击队及时赶到接应，红二团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外线作战。之后，根据地党组织领导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使敌人疲惫不堪，不久便撤离根据地。

从上可以看出，在习仲勋到达之前，照金苏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红二十六军成立之时，由于杜衡执行中共陕西省委对“右倾作坚决无情的斗争”的指示，指责刘志丹、谢子长为“右倾机会主义”，对之进行打击。随着谢子长、阎红彦的离去，刘志丹等被排挤出指挥岗位，红二十六军领导层中代表正确主张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

第二，红二十六军的指挥大权掌握在政治委员杜衡手里，他缺乏对陕甘边地区各方面情况的了解，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懂军事。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取得的一些胜利，仍是刘志丹指挥的结果。王世泰由班长被选为团长后，曾找刘志丹，表示自己不是当团长的料，带部队不行。刘志丹说：“我要不走，会帮你的。”王世泰在自己的回忆中曾说：“事实上，嗣后的仗大多都是由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的。”^[3]1933年2月2日金理科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也说明了这个事实。他在报告中说：“部队里的领导，因为励君对军事不懂，团长对领导也

没有办法，整个形成了志丹参谋长个人意见” 。杜衡也承认自己“在军事上完全不懂得”。但他不是军事上依靠刘志丹等人，听取他们的正确意见，而是认为“政委在军事（上）与团长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自己“必须要熟于军事”“才能使廿六军有很迅速的转变”^[2]。杜衡的意思是他不能做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工作，要专门做军事工作。他专门做军事工作，才能熟悉军事，清除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右倾”影响，按照他的一套去改造红二十六军。杜衡以不懂军事、需要熟悉军事为借口，将红二十六军指挥权抓在手中，排斥刘志丹等人的正确主张，使照金苏区在创建初期就面临着危机。

第三，随着照金苏区的创建，缺乏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问题凸现。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把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作为主要任务，而随着根据地的初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群众组织，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等工作，需要大批的干部。在红二十六军成立之时，杜衡在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提出：“群众工作这样开展，二十六军大规模的发展，需要省委更实际的帮助这个苏区的建立，目前最主要的是干部，立刻开始许多工作就要许多干部去负担”。杜衡开出的需要的干部单子是：“1、政治工作。2、宣传鼓动工作。3、技术人才。” ^[2]红二十六军在庙湾战斗中失利，杜衡在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把失利的原因归结于红二十六军内原先的错误没有根本转变，继续把消灭夏老么作为提高群众斗争情绪，作为创造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条件。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杜衡认为：“这次围剿能否冲破，还必须看对于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如何。如果

只是红二十六军的孤军独战，结果在这个区域内是不能有完全战胜敌人的把握。同时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大困难，是这里没有党的工作，群众斗争主要的是靠红军的力量发动起来的。这是根据地工作中最大的困难，这个困难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克服过来。”杜衡提出：“二十六军加强根据地各种工作，再派得力的干部，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省委对这个问题必须很迅速地解决。”^[1] 庙湾战斗，固然是杜衡瞎指挥的结果，但红二十六军和照金苏区缺干部却是实情。对此，金天花 1933年1月25日在《关于红二十六军在庙湾作战经过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也提出：“干部与技术人才的问题”是创建根据地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说：“香山堡一带已成立起党团组织（建立区委），始终没有见到耀县负责同志，因而仍要红廿六军直接领导。”对此，他认为“对于各地群众的发动，尤其是耀县，如果不加紧去做，单靠红廿六军做，是绝对不成功的。”[2]一个星期后，即2月2日，金理科在《关于红廿六军及陕甘边区工作概况给三原中心县委及陕西省委的报告》中，建议省委“马上派干部到边区建立特委”，“马上派一批政治和军事上的人才到游击队来，并派得力的同志担任特委的军委。”^[2]

上述三点说明，照金苏区初创之后，迫切需要掌握革命理论，能够从实际出发，善做群众工作，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

再看习仲勋到照金苏区前的情况。

习仲勋到达照金苏区时尚不满20岁，尽管十分年轻，但参加革命已达七年之久。笔者认为，从他这七年的革命经历看，具有以下几个优点和特点：

第一，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1926年5月，在富平立诚学校高小部读书时，不满13岁的习仲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在三原师范读书时，因三师“毒杀案”，习仲勋被三原县反动当局逮捕。在三原看守所，他与其他被捕人员互相鼓励坚持革命气节，决不出卖组织和同志，机智开展对敌斗争。鉴于习仲勋的表现，同时被捕的党组织负责人武廷俊郑重宣布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时，正是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政权用法律、行政、特务等一切手段残酷镇压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随时都会掉脑袋。在这个时候习仲勋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其坚定的革命信念、非凡的勇气和胆略。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尽管习仲勋屡遭失败和挫折，但他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过。他总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党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第二，从事过多种革命活动。从1926年到1928年4月，三年时间，习仲勋先后在立诚学校、富平县第一高小和三原师范读书，主要是从事学生运动。1928年4月至8月，先后在三原看守所和西安军事裁判处关押，经受了严峻的监狱斗争考验。1928年8月至1930年2月，习仲勋出狱后，参加了中共三原县武字区委工作，领导农民运动，秘密发展党员。1930年2月至1932年5月，他在王德修部从事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领导两当兵变。并在兵变后任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中共队委书记。两当兵变失败后，1932年8月，习仲勋到照金杨柳坪找到刘志丹、谢子长。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红军陕甘支队撤离照金时，把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留下来，让习仲勋参与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不久，习仲勋任特务队指导员。同年9月中旬，习仲勋带领特务队到渭北游击区，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仍任指导员。1932年12月以后，习仲勋先后担任共青团富平西区委员、共青团武字区委书记和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主要从事学运和武装斗争工作。从事多种革命活动，经历多种不同角色的历练，经受不同的环境考验，使习仲勋积累了经验，全面提升了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党政军全才型的干部。

第三，对建立根据地有明确的认识。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在照金杨柳坪找到刘志丹时，刘志丹分析了兵变失败的原因，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4]刘志丹的话使习仲勋受到很大启发，认识到建立根据地对革命的重要性。

第四，熟悉农民，善于做群众工作。习仲勋出身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干农活，深知农民的疾苦。学生时代，他就开始参加农民运动。此后，他率领游击队在三原、耀县、富平等地，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活动。为了宣传组织群众，习仲勋经常深入到广大农村活动。白天，他与其他同志穿上农民的衣服，和老百姓一起种庄稼；晚上，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很快，这些地方的群众都组织起来了。如在富平西区，习仲勋到那里仅半个月，分粮群众就发展到数千人，并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

第五，有扎实的文化基础，较好地掌握了革命理论知识。习仲勋是学生出身，聪颖好学，比较系统地受过小学教育，三原师范肄业。这样的学历背景，在当时革命队伍中是比较少的，这为他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提供了条件。在立诚学校读书时，他已经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一有机会，就读革命理论书籍。如在渭北地区工作期间，赵伯平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后，带来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习仲勋认真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军事水平，并在实际工作中对照结合。

由上可见，经过到照金苏区之前七年的革命斗争历练，习仲勋已经成长为一个求真务实、有实践经验、有领导能力、忠诚党的事业的干部。他所具备的优点和特点，为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提供了条件。

二、习仲勋到照金苏区后承担的主要任务和起的作用

1933年3月，习仲勋由中共陕西省委派到照金苏区工作。如前所述，这自然是红二十六军负责人杜衡和照金苏区其他领导人连续给省委报告要人的结果。事实证明，派习仲勋到照金苏区去工作对照金苏区的建设、坚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习仲勋到照金苏区后做了哪些重要工作？起了什么作用？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时，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共200余人。在作战任务频繁的情况下，很难抽出更多的力量来发动群众。而当地一些党组织缺乏骨干领导力量，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游击队和各种群众组织滞后。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只知道按照省委的指示办事，不顾实际情况，“没有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使中农恐慌，富农逃跑。”^[4]因此，发动群众是促进照金苏区巩固和发展的关键。

刘志丹忙于军事，立即把组织发动群众的重任交给来到照金苏区的习仲勋。刘志丹对他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叮嘱他：“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4]

习仲勋抛弃过去那种急于求成、没有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就平分土地的办法，从实际出发，第一步，先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一个村一个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觉悟。第二步，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组织农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和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第三步，开展分粮斗争。由于旬邑、耀县一带1929年发生大旱，旱灾之后，群众一直缺粮，生活非常困难，分粮斗争很快在这一带开展起来。

群众发动起来了，建立红色政权随即提上议事日程。1933年4月上旬，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经济委员、粮食委员、文化教育委员、内务委员、土地委员、肃反委员及赤卫军总指挥部等人员和机构，工作机构驻在薛家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4]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了各种法令，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在习仲勋的领导下，照金苏区的基层革命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如香山、照金、金盆、老爷岭、胡家巷、七里川等乡村，都经过群众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这些基层革命政权领导群众掀起分地热潮。土地分配极大地调动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党组织、红军部队、红色政权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经过建立政权和土地分配运动，照金苏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其范围大体是：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尔原、老牛坡，方圆数十里，横跨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

（二）加强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建设，建立党政领导中心、游击指挥中心和红二十六军后方基地

前面已经提到，1933年2月2日，金理科在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建议省委马上派干部到边区建立特委，派一批政治和军事人才到游击队工作，并派得力的同志担任特委的军委负责人。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省委的答复文件，但据张秀山回忆：“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适应苏区迅速巩固发展的需要，陕西省委提出了设立苏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紧迫任务，并先后派金理科、习仲勋到照金具体筹备。”^[3] 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这说明，习仲勋是中共陕西省委应金理科要求，派来的“得力同志”，领导边区游击队的工作。3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就陕甘边游击队指挥问题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这封信根据陕甘边区已有5支游击队的情况，指示：“红廿六（军） 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指挥部之下应有一中心部队，作为生长成正式红军的骨干。”[2]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根据省委的这个指示， 于3月中旬在兔儿梁成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总指挥部下辖照金、耀县、旬邑、淳化、宜君等21支游击队。

习仲勋这时还不满20岁，对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这么重要的职务自然感到有压力。刘志丹鼓励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要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5] 刘志丹的话使习仲勋对领导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有了坚定的信心。

习仲勋上任之后，首先对各游击队进行了整顿。当时游击队发展很快，但队伍却严重不纯，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屡次侵犯群众利益。也有一些游击队的领导人，不了解党的政策，乱没收钱粮，引起群众的恐惧和不满。甚至有的游击队还发生过一些抢劫式的土匪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游击队的形象。要提高边区游击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必须对各游击队进行整顿。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对各县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对于不遵守纪律、匪性难改的人员，予以遣散；淘汰了个别成分严重不纯、纪律松弛的游击队；开展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经过整顿，陕甘边游击队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在配合红二十六军作战，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甘边游击武装的发展，带动了其他群众武装发展。以贫苦农民组建起来的农民赤卫军和以少年儿童组建起来的少年先锋队，站岗放哨，维护社会秩序，保卫斗争果实，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在巩固红色政权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整顿陕甘边各县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同时，习仲勋还注重建设党政领导中心和游击队指挥中心。陕甘边党政机关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驻在薛家寨后，习仲勋发动根据地群众，对薛家寨进行改造，据险修筑各种防御工事、设立哨卡、筹备物资粮食等。他还在薛家寨建立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关押土豪劣绅的临时监狱。这样，薛家寨就成了一个防守严密、补给相对充足的陕甘边区党政领导中心、游击指挥中心和红二十六军的后方基地。

（三）支撑危局，坚持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统一指挥

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四个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等六个县的民团，分路进攻照金苏区。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使红二十六军连连受挫。这时，杜衡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杜衡离去后，中共陕甘边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军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团转入外线寻机歼敌，金理科、习仲勋、李妙哉（斋）留在苏区，领导游击队、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总的方针是内外结合，在两条战线上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会议还提出“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准备恶劣残酷的环境到来。”^[3]

红二团转到外线后，习仲勋、李妙斋等在内线领导游击队和其他群众武装进行反“进剿”作战。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采取坚壁清野、突袭伏击等办法，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没吃没喝，惶惶不可终日。红二团在外线绕到敌后，在旬邑、宁县、长武等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把敌人打得顾此失彼。担任国民党军这次“进剿”的指挥官王泰吉原系共产党员，不想打红军，并对上面假报战绩。5月，这次“进剿”草草收场。

5月下旬，红二十六军返回照金。中共陕甘边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二团下一步行动方针问题。这时，杜衡已从西安返回。杜衡被敌情吓破了胆，情绪低落，对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提出，红二团应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建立根据地。杜衡的理由是那里党团组织力量强，群众觉悟高，又有秦岭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刘志丹提出，应当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李杰夫提出，红二团应向北发展，具体是离开陕甘边，到内蒙古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习仲勋由于此前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但他赞成刘志丹坚持在陕甘边斗争的意见。习仲勋认为：“红军不能离边区，远离边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4] 他将意见委托与会的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转达。但杜衡凭借其军政治委员的权力，不顾大家的反对，强行作出红二团南下渭华的决定。

杜衡的这个决定使照金苏区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局面。首先，虽然杜衡本人也随之南下，但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灵魂人物刘志丹也离开了。同时，王世泰、汪锋、吴岱峰、高锦纯等一批军政骨干也南下了。这就使照金苏区的领导力量严重削弱。其次，红二团是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经过数年艰苦奋斗积攒下来的军事家底。红二团南下，使照金苏区失去了军事家底，也失去了主力红军的保卫。红二团南下不久，就遭到敌人重兵的围攻。刘志丹、王世泰等率领部队苦战一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而兵败终南山。

红二团经过三原武字区长坳时，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离开部队，返回西安。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立即供出了所知道的党组织和党员，使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及关中、陕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照金夏景一角

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二团失败，刘志丹等生死未明之时，国民党军又调集了大批兵力前来围攻，照金苏区到了一个存亡续绝的历史关头。枪伤未愈的习仲勋挺身而出，与其他同志一起肩负起支撑危局的重任。习仲勋在回忆中说：“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我们地方游击队的4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充满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4]

历史给了照金苏区一个新的机遇，这个机遇被习仲勋和苏区的多数领导者抓住了。

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领杨虎城部骑兵团一千多人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起义后向三原进发，想争取驻防三原的杨竹荪团起义，不料在辘轳把村遭到敌孙友仁团进攻，损失惨重，队伍只剩一百多人。习仲勋得知王泰吉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立即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旬邑三支游击队前去迎接。当王泰吉见到习仲勋后自责地说：“你看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人！”习仲勋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比起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革命意志坚定的都留下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就好大发展了！”习仲勋非常重视王泰吉起义，指出：“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当时正是红二团南下失败，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火光，它使照金根据地度过了难关并有新的发展。”^[4]

王泰吉起义后，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耀县第三支队。由于王泰吉起义失败，第三支队在耀县站不住脚，也转移到照金一带。

这时，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也撤到照金苏区。三支队伍再加上照金的几支游击队，人数约有四五百人，枪三百余支，增强了照金苏区的革命力量，改变了因红二团南下失败而失去主力部队的局面，给了苏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以很大的鼓舞。但这时照金苏区和各支队伍的领导人对于下一步如何行动产生分歧。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特委书记秦武山和特委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习仲勋为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会议讨论的中心是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二十六军的问题。会上，红四团团长黄子祥等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各支队伍不要集中行动，主张各回各地，提出红四团过一时期还应回三原打游击。习仲勋等人反对这种主张，^[6] 认为“分散行动，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各个消灭。只有集中行动，才能使部队形成一种力量，提高士气，有力地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3] 他与多数人主张“继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 化 游 击 队 等 武 装 力 量 联 合 起 来 ， 一 致 行动。”^[4] 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因南下尚未归来，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第三支队和其他游击队。

部队集中行动后立刻展示了威力。8月下旬，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指挥各支部队先在庙湾消灭民团一部，再高山槐打败耀县雷天益的民团并缴获一批武器，在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在柳林偷袭民团成功。9月初，总指挥部率领各部西进彬县，在龙马、高村、柏子沟一带袭击当地民团连连得手。随后，又北上正宁锦村庙一带，消灭部分地主武装，缴获长短枪数十支及一批物资。这些胜利恢复了部分根据地，扩大了革命武装，增进了指战员们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9月中旬，总指挥部决定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率领红四团、抗日义勇军和耀县第三支队去合水一带寻找战机。部队在合水固城川同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巧夺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消灭民团百余人，缴获大批物资。之后，红军返回照金休整。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7]由此可见，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多么重要。陈家坡会议决定对各支部队集中统一指挥，正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对于坚持陕甘边区游击战争，以后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西北红军主力，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从渭北苏区调到照金苏区工作，是习仲勋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照金苏区为习仲勋提供了发挥更大作用的平台，他完成了由一个基层组织干部到一个根据地领导层主要干部的转变。通过上述论述，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习仲勋到照金苏区后，加强了根据地领导层中代表正确主张的力量。如前所述，在红二十六军建立之初，由于杜衡执行中共陕西省委的“左”倾错误，致使领导层中代表正确主张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而随着习仲勋的到来，使受到削弱的正确主张的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加强。习仲勋坚决地同刘志丹站到一起，支持刘志丹的正确主张，反对杜衡“左”倾错误主张。在刘志丹离开照金苏区的时候，习仲勋也能够团结其他多数领导同志，提出正确的主张，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样，尽管“左”的错误在照金苏区推行一时，并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正确主张仍占主流，并能够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渡过难关，开创根据地的新局面。

第二，在照金苏区这段经历，为习仲勋此后参与领导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实践经验。习仲勋后来曾经说：“照金苏区是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4] 习仲勋这段话虽然是评价照金苏区的，但笔者认为也适合他在照金苏区这段经历。在1932年3月下旬，红军陕甘游击队虽然在正宁寺村塬建立过革命委员会，但时间很短，没有全面开展工作，只能看作是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尝试。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各种机构，颁布了法律，实施了各种政策，建立了基层政权，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政权建设，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习仲勋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等职务，探索了游击队、群众武装的建设，探索了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等多层次革命武装体系的建立、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习仲勋积累的这些实践经验，在此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习仲勋在照金苏区善于做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对根据地其他干部影响很大。一个根据地是否能够巩固，全看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在习仲勋没有到照金苏区前，这里存在的严重问题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一方面是发动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另一方面是“左”的急于求成的作风，引起群众的不满。习仲勋到照金苏区后，给做群众工作带了一阵新风。他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细致地了解群众的要求，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组织群众。由于习仲勋带领其他干部努力做群众工作，和群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照金苏区许多青年要求参军，保卫根据地，根据地由此得到巩固和扩大。习仲勋的这种作风，对根据地的其他干部影响很大。此后，习仲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被赞誉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他走到哪里，就把这种作风带到哪里。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一生最大的特点。 （校对/白雪）（原文刊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7月）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8册(1932)［G］.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G］，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内部出版.

[3]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G］，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内部出版.

[4]习仲勋.习仲勋自述: 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M］//习仲勋革命生涯: 上册.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5]习仲勋.难忘的教诲［N］.人民日报，1993－10－24.

[6]习仲勋传: 上卷［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2 版.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