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林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摘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中积极开展文化建设，密切配合和促进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等，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彰显出文化建设的显著特点及历史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西、甘肃边界地区创建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中不仅在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土地改革、经济建设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创举，在文化建设上也有着独特的建树，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显著特点

（一）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陕甘边界地区历史上是极为贫困的地区，也是封建军阀残酷统治、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的地区。长期遭受着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封建地主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的摊派，“绝大多数民众是经常处在^[1]饥寒交迫的境地。” 这种社会环境导致了文化教育的落后，例如在华池县境内，当时四五百人中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在环县境内受过中等教育的也不过只有一两个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开展的文化建设，就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配合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建立实行劳苦大众专政的新社会，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斗争中，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把开展文化建设作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内容。刘志丹、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重视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在创建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的基础上，把开展文化宣传与开展群众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极大地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积极支持和参加土地革命，为根据地的创建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有效地发挥了文化宣传工作的作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文化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设立了文化委员会，结合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建设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开展革命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以促进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红色政权的巩固。

在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中，培养和训练党政军干部，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中的一大特色。1931年初，在创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刘志丹在红军部队创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1933年又创办了随营学校，学习军事知识和文化知识。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营学校改名为“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为一所培训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学校共办三期，先后培训军政干部332名，成为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和陕甘红军部队的骨干。为适应根据地的文化建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创办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随后陆续创办的小学都命名为列宁小学，边区政府文化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校编写教材，教材内容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学课本，如“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等。根据地其他地方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在文化建设中，根据地政府还非常注重发展成人教育，开展“列宁文化运动”，成立成人识字班和夜校，开展扫盲运动，教育内容除了文化与政治教育外，还增加了卫生、唱歌、默写等内容，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的文化建设适应了红色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传播了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知识，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是在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建设以宣传、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巩固红色政权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是在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中与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建设、社会改造等同样重要的一种斗争形式，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陕甘边革命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始终融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斗争之中。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斗争和活动中，刘志丹就编写了“苛捐杂税，官逼民反；大家起来，实行共产”等唱词，通过民间说唱艺人演唱传播，用通俗易懂的曲艺方式进行革命思想的文化宣传，号召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土地革命。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宣传队走村串户，利用各种文化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如教给群众唱“穷苦大众一条心，跟上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穷人能过好光景”的革命歌曲，就是鲜明的事例。边区苏维埃政府首任妇女委员长张景文，在开展妇女工作中编写了“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等内容的信天游，积极开展鼓励和动员妇女解放的文化宣传工作。列宁小学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培养学生保卫红色政权的军事能力，在教学中增加了军事训练课程，还带领学生深入到群众中宣传“闹革命，打江山，穷苦人儿把身翻，要想把穷根剜，跟上红军上前线”等革命道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及建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它以新颖通俗的大众文化形式抨击黑暗现实，唤起劳苦大众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鼓舞和提高人民革命的斗志，反映革命现实斗争生活，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三）具有丰富的创造性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界地区领导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践了红色政权的理论，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从斗争的实践出发，密切配合了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具有丰富的创造性。

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创造性地把军事斗争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把政权建设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把文化建设融入到群众工作之中，使文化建设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开展对革命武装的军事教育工作，是提高军事斗争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指出：“开设军事政治学校，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4]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早在1932年初，在创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刘志丹在西北反帝同盟军创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1933年又在红26军创办了随营红军学校，学习军事知识和文化知识，创造了红军随营学校培养军政干部的教育形式。

开展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地在革命文化宣传中，充分利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陇东道情、平凉曲子、陇东老曲子、快板、秦腔、眉户等文艺形式，编写填上宣传革命思想、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宣传党的政策的唱词和内容。这种宣传形式和内容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好学易记，深受群众的喜爱，流传广泛深远，创新了根据地文化建设中宣传教育工作的形式。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文化建设上的创造性，还表现在重视利用新媒体开展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也标志着根据地的文化建设进入了欣欣向荣发展的新阶段。1934年根据地创办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油印小报《红色西北》，1935年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主要刊登宣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制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以及红军战讯、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消息。

（四）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和发展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是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土地革命斗争，吸引和推动了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的斗争之中，工农群众为彻底摆脱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封建军阀的压迫，积极参加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因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性。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宣传和动员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新阵地，在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中起着构筑铁壁铜墙的作用。在根据地党和政府的革命文化宣传和动员下，根据地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到土地改革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之中。他们积极支援土地革命战争，学习革命文化，加紧劳动生产，拥军优属，多交公粮，担负战勤服务，踊跃支援前线，不少青壮年参加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也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不仅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文化，也是彻底批判和抛弃千百年来腐朽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根据地在文化建设上广泛发动群众，把文化建设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开展了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男女平等活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制定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5]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 ，用新文化、新思想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结合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和拥护，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性，成为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基础。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历史作用

（一）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文化宣传工作，把开展革命文化宣传作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任务，积极致力于用革命思想引导和教育群众，用各种文化形式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调动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33年底，按照包家寨会议的决定，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先期来到陇东南梁一带，开展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基础上，习仲勋等人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分牛羊。通过这些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五保川、白马川等地的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随后建立了区乡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并逐步建立了南区、庆阳、淳耀等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华池等县一级的苏维埃政府，为整个陕甘边区红色政权的建立做好了各方面的^[6]准备 ，从而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习仲勋等把革命文化宣传和动员、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有效地发挥了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作用。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有效地配合了创建根据地的军事武装斗争，为推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促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是长期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土地革命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长期开展革命文化建设的结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为巩固红色政权和推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根据地开展了以铲除封建地主所有制为中心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边区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积极性，为保卫和巩固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法令，采取予民生息的方针，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发行苏区货币，活跃苏区贸易经济，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和推行了一系列开展新文化教育的政策和法令，不断地推进文化建设，有效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工作，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边区政府建立后，发展文化教育，兴办列宁小学，开展扫盲运动，提高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开办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和人才，成为巩固根据地的骨干力量；进行了破除迷信、解除陈规陋习、实行移风易俗等一系列有效的社会改造活动，为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不仅紧密地配合了创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工作，为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是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广大陕甘边区人民群众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得以创建的，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在宣传和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为根据地的创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促进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也为进一步推动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陕北革命根据地也迅速发展起来，两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遥相呼应，开创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1935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调动陕、甘、宁、晋、豫五省军阀部队4万余人，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两块根据地党的组织领导；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块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作战。经过5个月的反“围剿”斗争，歼敌5000余人，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发展成为有20余县的广大红色区域，为后来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落脚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校对/白雪）（原文刊载于《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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