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亮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它同陕北革命根据地一起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创立陕甘宁边区奠定了坚实基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立之初，面对“白色恐怖”横行的历史环境，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兵运”工作，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早期共产党员、早期革命者，在陕甘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兵运”工作，使革命星火从寺村塬、照金传到南梁，使革命力量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再到红26军的正式建立，使国民党多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最终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它也与陕北根据地共同成为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回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程，“兵运”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本文就“兵运”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的重大历史贡献展开讨论，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和平年代重展往日英姿，绽放光彩，更使我们深刻地领略和感悟陕甘边革命精神。

一、陕甘“兵运”的历史背景

兵运，广义上，即军事斗争的统称；狭义上，专指士兵运动，是指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打入国民党军阀、地方民团内部，向士兵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策动士兵起义为我所用；打入地方绿林武装中，教育、改造、收编土匪武装；吸收思想积极的广大贫苦人民参加革命武装的活[1]动 。那为什么要搞兵运呢？

（一）革命低潮下的选择

“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及随后的“宁汉合流”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各地的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被查禁、活动被禁止和镇压。从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共产党虽然发动和领导了有34万余工人参加的47次罢工斗争，但只有少数取得胜利，绝大多数归于失败 。国民党的一系列反动行径，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士兵运动计划》中，提出在国民党军阀部队中组织经济斗争、士兵暴动和兵变等，要求在敌军中成立党支部、建立士兵群众组织、派党员到军队中当兵，强调兵运要与工农暴动结合起来，“在工农暴动的时候，士兵群众起来打死反革命军官，破坏敌人的军队，投入到工农中帮助暴动。 ”同年7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明确提出，“破坏军阀的部队和政治上夺取军阀的部队，使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这乃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严重的任务。 ”将组织军阀部队兵变投入革命战线作为党的重要任务。

（二）陕甘地区的特殊形势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迅速派代表赴中央请示工作，及时获得了中央的指示和八七会议精神，并在1927年9月26日至28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形成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提出了“党到农村去”，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可以上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及陕西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暴动等七十多次武装暴动和兵变起义，但这些起义和暴动都由于遭受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而失败，曾经一度高涨的西北革命形势一下子转入低谷。1928年2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下发了省委通告第三十号《关于严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给各级党部的指示》，提出要“采取各种方法，有计划地打入各种武装团体中去，组织武装群众，努力发生并发展党的组织” 。于是，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刘志丹、谢子长等深入到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陕北、陕甘边地区领导和开展“兵运”工作。1929年4月，刘志丹在榆林红石峡主持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他正式提出了“搞革命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红色’即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白色’即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即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 ”于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革命的先期领导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胸怀救国大志，在当时一没部队二没根据地的情况下，深入到陕北、甘肃、宁夏国民党驻军中开始了出生入死的“兵运”工作。

二、“兵运”实践

红石峡会议形成的“三色”兵运策略，从理论上为发动兵运作了准备。刘、谢、习等西北早期革命者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使其“兵运”工作遍布陕、甘、宁交界处的大小军阀。1927年10月，谢子长、唐澍等领导的清涧起义，在陕西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5月，刘志丹、许权中等领导的渭华起义；1932年五、六月份谢子长、焦维炽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支队的靖远兵变等典型兵变，给陕甘军阀及国民党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在此起彼伏的兵运工作中，有三次起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就是刘志丹领导的太白起义、习仲勋领导的两当起义和唯一取得胜利的西华池起义。这三次起义在西北早期军队建设及政权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意义也是深远的。

（一）太白起义

1930年8月，刘志丹打入陇东民团谭世麟部进行兵运工作，后因土匪张廷芝偷袭，发生了“三道川事件”，兵运暂时遭到挫折。刘志丹前往绥德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后返回保安，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研究制定“兵运”计划。刘志丹决定继续利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消灭二十四营，夺取武器，创建工农红军游击队。9月28日，刘志丹率领“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29人的骑兵队伍开进太白镇。10月1日，刘志丹以“商借粮草”之名杀死了敌二十四营黄毓麟等反动军官，缴获了敌第一连的武器，消灭了反抗者。与此同时，一部分士兵前往黄家砭打垮了敌第二连，又缴获了一些马匹、枪支弹药。当天晚上，刘志丹率部队奇袭林锦庙，迫令敌第三连交出了全部枪支和马匹。至此，作恶多端的陇东民团第24营被全部消灭。刘志丹等利用得到的武器，建立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因这支游击队经常活动在南梁地区，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其为“南梁游击队” 。太白起义的初步胜利，为以后刘、谢、习等西北早期共产党人领导兵变积累了经验，更为正在国民党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作兵运工作、酝酿起义的习仲勋等提供了最真实、最直接的例子，也给他们以信心，为日后的两当兵变做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二）两当兵变

1930年春，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习仲勋等打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第一营开展兵运工作，酝酿起义。他同李秉荣、李特生等成立了党小组，确定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的工作方针。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从班、排基层做起，以交朋友，拉老乡，利用同学同事关系进行单独活动，掌握士兵以及下层军官的思想倾向。到1931年冬，全营除机枪连外，其他三个连有五个排长、三个特务长、七个班长以及营部文书、副官等都是共产党员，全营基本被我党控制 。在酝酿、组织起义的关键时期，习仲勋担任营党委书记，具体负责起义的策划、准备和发动，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好了组织准备。习仲勋还通过个别串联、召开秘密会议、散发《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和张贴标语等方式，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和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榨掠夺的罪行，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反动行径。经过充分有效的思想发动，使广大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革命情绪高涨，反抗意识浓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为组织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2年3月，从国民党十七军总部传出消息，第一营经甘肃两当县，开往徽县与二营换防。习仲勋决定利用部队换防之机，凭借两年多的政治宣传掌握的革命力量，在距陕北最近的两当县发动起义。3月29日，习仲勋将准备在两当起义的情况汇报给陕西省委，省委派省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林圃来协助营党委领导指挥起义。4月1日午夜十二时，两当起义爆发了。各连、排迅速按计划行动，机枪连在反动军官的指挥下负隅顽抗，双方激战至凌晨，为减少伤亡，习仲勋等带领部队主动撤出城内。第二天9时，部队行至两当县最北端太阳寺。营党委在此召开起义官兵大会，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决定由许天洁任总指挥、支队长兼第三连连长，习仲勋任政委 。部队随后向陕北方向行军，由于一路且战且走，部队疲惫，给养困难，习仲勋等决定把部队带往麟游和永寿两县交界处休整，然后再前往陕北与刘志丹会合。但因道路不熟，在行军途中，遭到盘踞此地的土匪王结子部袭击，起义军终因力量悬殊，疲劳过度，弹药不足，伤亡惨重，部队被打散了，致使起义失败。两当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习仲勋前往陕甘边与刘志丹一起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白了发动兵变应该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这便为与此相差几个月的西华池起义提供了经验。

（三）西华池起义

1932年，杨林、高昆山等四人前往驻扎在庆阳的国民党十一旅找寻在其部队中工作的地下党员李树林、高鹏飞，准备在十一旅组织士兵暴动。杨林等向高鹏飞了解了特务营和一连的情况，认为兵暴条件成熟，决定在此组织兵暴，开展兵运工作。十一旅特务营共有三个连，营长曹又参和第三连驻庆阳县城内，营部和第一、二连由营副潘立廷率领驻扎在西华池镇。高鹏飞的第一连人枪齐全，战斗力强，是该营的主力。第一连班以上和连部的勤务员多数是共产党员。高鹏飞平时很注意对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宣讲党的政策和主张，在士兵中有相当高的威望，也激起了下层士兵对国民党的失望及痛恨，这些都为兵暴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加上西华池镇距红军活动区盘克原仅数十里，可以随时得到红军的接应。

兵暴当天，高鹏飞前往营部打麻将。下午饭后，第一连借故拖延出操，曹胜勇、苏杰儒等向士兵做了最后的宣传动员，率领士兵冲出营房，突入操场，迅速收缴了二连的全部武器。与此同时，杨林和郝维新率领一部分士兵直奔营部，同高鹏飞一起生擒了营部所有人员，夺取了枪支弹药。高鹏飞集合士兵，宣布起义胜利，历数了国民党反共卖国的的罪行，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参加红军闹革命的意义，巩固及扩大了暴动的胜利成果。搞宣传的同志立刻上街贴标语，散传单，做宣传鼓动工作。一时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官僚”“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贴满全镇，兵暴的消息传遍全镇，党和红军的影响在无形中扩大了。随后，杨、高率领部队前往陕北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汇合，并在正宁湫头原受到陕北游击队的热烈欢迎，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队长。西华池起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三、兵运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纵观史料，分析老一辈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早期共产党员当时所处的革命环境和经过的“兵运”实践，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搞“兵运”目的明确，就是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打入军阀内部，宣传革命思想，改造部分受国民党蒙骗的穷苦士兵，伺机建立革命武装，同时发展党组织，培训干部，宣传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兵运”工作，拉起了一支又一支革命武装，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残杀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坚持不懈，最终建立工农红军，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因此，“兵运”对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为陕甘革命志士燃灯指向

刘、谢、习等领导的“兵运”在陕甘边民众的心中点燃了一盏明灯，为处在黑暗摸索中的革命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他们到来前，赵连壁、贾生财、杨培盛等只是因为不满地主压迫，拉起了饥民武装。而刘、谢、习等的到来，使他们克服了封建意识、小农意识，开始接收革命理论、革命思想。正如赵连璧所说“我宁可跟刘志丹当兵，也不跟陈珪璋当营长 ”参加两当起义的老战士左文辉回忆，两当起义时他才十六七岁。因为想找工作，便前往十七军当录事，后被分到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三连当了排长。他说“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习仲勋的，他那时在一营当见习官。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散步，仲勋一有空就给我灌输革命思想，让我参加共产党闹革命。”1930年9月，习仲勋介绍左文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谢、习通过各种方式，向国民党的下层士兵宣传革命道理，分析革命形势以及士兵权利，进而宣传群众，吸收了一部分思想积极上进的士兵加入共产党，也为他们指明了奋斗方向，从而拉起了工农游击队伍，最终成为陕甘工农红军的主力军。

（二）培养干部，积蓄力量，扩大影响

“兵运”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军事干部，积蓄了革命武装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队伍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人民的队伍才能为人民做主。在兵运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锡五等陕甘早期革命者在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进步。日后，他们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流砥柱，而他们在兵运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成为陕甘不朽的精神遗产。他们领导的队伍纪律严明，官兵平等，关心士兵生活困难及帮助士兵排除思想干扰。他们教育士兵同情人民疾苦、不损害群众利益、不抢劫老百姓东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农忙季节还帮助农民抢收庄稼，维持地方治安，解决邻里纠纷、社会矛盾，使人们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人民的队伍。太白起义后，最初有四十余人的队伍，刘志丹将其分为三部分，分别在保安、安塞、合水、庆阳、宁县活动，先后消灭陇东民团二十四营残部和合水、庆阳、保安、安塞等县民团。政治影响逐日扩大，青年农民纷纷参军，队伍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 。“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成立后，移驻正宁三嘉原，在这里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宣传群众，一面打土豪筹饷。他们张贴“打倒军阀民团”“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 。两当起义、西华池起义等一系列兵暴、兵变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历数了敌人的丑恶嘴脸及反动罪行，使人们深入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这些都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三）唤醒民众，壮大队伍

通过不同地区之间搞兵运，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革命思想和主张，实现了由被动剥削、等待、观望到积极参加革命的思想转变。正如当时传唱的“斧头镰刀老镢头，砍开道路穷人走 ”“连年大旱，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若要不反，离死不远；大家起来，实行共产。 ”等歌谣般。一时间，“跟上刘志丹闹共产”的口号传遍陕甘边区。革命的火种开始在人们心中燃烧，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他们积极投身革命，宣传革命理论，保卫胜利果实。习仲勋等在酝酿两当起义的过程中，对工农群众进行了深入宣传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深对党的了解。他们向群众讲述了劳苦大众为什么穷，地主老财为什么富，共产党就是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国民党及其军队就是保护富人，压榨穷苦人民。这些都从根本上启发了士兵的觉悟，唤醒了他们内心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痛恨，坚定了他们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决心。刘志丹、谢子长从1929年春到1932年经历了改造地方民团、收编绿林武装，改编部分军阀以及吸引广大农民参军。从“三道川事件”到“太白起义”再到“张皮原受挫”以及“倒水湾整编”。从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到建立正式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再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下辖第二团，王泰吉任团长，杜衡任政委，汪锋任党委书记，建有步兵、骑兵、先锋三个连，一个政治保卫队，共二百二十余人，一百五十多支枪 。这就是刘、谢、习及广大党团员搞“兵运”的成果，陕甘边革命队伍及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

（四）积累经验教训，开始武装割据

刘、谢、习通过兵运的失败教训充分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刘、谢早期“兵运”基本上都失败了，但是在“兵运”的过程中，向人民宣传了党的主张和宗旨，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这便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兵运”过程中培养的大批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了干部准备。在“兵运”的得失成败中，积累了大量建党建军建政权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成为日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工作的宝贵财富。“兵运”的同时改造了大批土匪武装，收编了大批地方民团，也基本肃清了一部分顽固土匪，这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扫除了安全隐患。这些经验教训使他们认识到了在搞兵运的同时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正如刘志丹所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了大小70多次的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立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 。基于这种认识，刘志丹在继续开展兵运工作的同时，深入桥山山脉中端子午岭地区的绿林武装和饥民群众驻地，给他们宣讲革命道理，开展争取和改造工作，依靠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拉起了三支队伍，割据了一定地盘，开始了“武装割据”，从而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南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　语

“兵运”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特殊工作，有着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刘、谢、习在陕甘的“兵运”虽然时间较短，但贡献极大。他们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党的奋斗目标牢记心中，实现了“兵运”星火传陕甘，武装割据闹革命，红色曙光映南梁，巩固根据地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这充分展示出老一辈革命家坚定的党性，矢志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特别是在陕甘边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充满血腥的残杀政策下，在国民党政权层层围剿、步步杀机的情况下，他们不抛弃、不放弃，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和战争的洗礼，最终实现了理想和信念。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身处和平环境中新世纪的我们学习和深思，促使我们在当下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中披荆斩棘，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校对/杨琳）（原文刊载于《陇东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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